刘旭，瑞星前总经理兼总工程师。1960年9月15日生于福建省福州市。
主要工作经历：
；
1982－1987年，福州大学计算机系任教；
1987-1990 中科院数学所计算机科学室 研究生
1990-1993 中科院数学所计算机科学室 助理研究员
1993-1997 北京瑞星电脑科技开发公司 总工程师
1997-1998 北京瑞星电脑科技开发公司 总经理、总工程师
1998-2003 北京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总工程师
主要荣誉：
1989年荣获福建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1992年荣获北京地区优秀软件一等奖；
1993年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993年荣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999年荣获北京市海淀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9年荣获99年中国IT十大风云人物提名奖；
2000年荣获2000年中国IT十大风云人物提名奖；
2002年被评为北京市第五届“科技之光”优秀企业家；
奋斗历程：
1994年和1997年两次获国家科技成果奖。主持研制开发的瑞星防病毒卡、瑞星杀毒软件先后都获得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被授予国家重点新产品称号，并被列入国家级火炬项目。
潮起潮落，曾经以开发瑞星防病毒卡闻名全国的刘旭，也曾经因为防病毒卡的衰落而消沉。一度愁眉不展的刘旭，这些天又来了精神，活跃了起来，因为此刻他手里又有了一个技术领先的反病毒产品。从防病毒产品转到杀病毒产品，要想再度成名，需要契机，宏病毒就是一个契机，刘旭抓住了这个机会。新推出的瑞星杀毒软件8．0一上市，月销量就破了当年瑞星防病毒卡最鼎盛时期一月销售一万套的纪录。
十年之内，梅开二度，怎叫刘旭不欢喜？刘旭之所以能在十年之内两次抓住反病毒技术转折时期的机会，一方面是因为他受过系统的、良好的计算机教育，有很深的研发功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对宏病毒的“先知先觉”。
1996年7月，应夏恩公司邀请到美国交流反病毒经验的刘旭看到宏病毒在美国泛滥成灾，感染率高达90％，而当时国内还没有出现过宏病毒。美国同行问刘旭，以防未知病毒著称的防病毒卡能不能防住宏病毒？并对刘旭说，如果防病毒卡防不了宏病毒就肯定没有销路，因为在美国能不能杀宏病毒已经成了一个反病毒软件公司能不能生存的首要条件。刘旭回答：“还没有碰到过宏病毒，不知道能不能防。”但刘旭自己心里很清楚，自己的防病毒卡防不了宏病毒。“因为宏病毒和dos病毒的感染机制不一样，一个感染数据，一个感染程序。”
美国之行，宏病毒给了刘旭太深的刺激，回国后刘旭就开始研究宏病毒。研究之前，刘旭夸下海口，说有个十天半个月就可以搞清楚word的文件结构。但一真干，刘旭就开始摇头：“word的文件结构太复杂了！”，而且，刘旭感到自己瞎子摸象一样费力分析word文件结构，假若微软本来就能够提供word的文件结构，那么，自己的分析岂不是在白浪费时间。于是，刘旭就和公司市场经理一起跑到微软要word文件结构的资料，但是微软明确地告诉刘旭，绝对不可能提供。同去的市场经理很失望，但刘旭反而高兴了起来，“瑞星公司拿不到word文件结构的资料，国内其它公司也应该拿不到。我认为机会来了。”刘旭就喜欢和人拚技术。
刘旭开始卷起袖子大干：写一个word文件，用de?bug分析一下它的结构，然后，修改这个文件，再用debug分析文件结构在哪里改变了，加上一个宏，分析宏加在了word文件的哪个部分。“我在大学里搞编译，猜人家的意思，相对猜得比较准。”
刘旭来北京十多年了，1997年春节他第一次没有回福州老家。苦干了5个月时间，1997年3月，刘旭拿出了第一个杀宏病毒的产品，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对于滞后了一年迟来的反响，刘旭说，他要特别感谢word97的“宏警告窗”，刘旭把“宏警告窗”称为检验反病毒软件质量的一块试金石。“它像一道关隘，能挡住所有带有宏的word文件，不管这个宏是病毒，还是用户自己写的正常宏，反正只要是有宏，它就跳出来发出警告。这样反病毒软件到底有没有把宏病毒清除掉或者有没有把用户定义的宏当作宏病毒清除掉都会被看得一清二楚。word7．0的时候，还没有‘宏警告窗’，所以反病毒软件的好坏并不是很直观。”刘旭认定瑞星8．0能够经得起word97的考验，所以，他逢人便介绍这种用“宏警告窗”检验杀毒软件质量的方法。
为什么不是每个反病毒软件都能够做到清除病毒后，完全把文件还原成病毒感染前的状态，而出现内存不足、文件打不开、病毒被再激活、用户自定义的宏被错当作病毒清除等等后遗症？“word97的文件格式和word7．0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word97文件格式中和宏有关系的地方比word7．0多出了许多，达十几处。这就要求反病毒软件采取新的技术，能够跟踪全部与宏有关的地方。”
刘旭从来不怕word的文件结构变化和复杂化，他觉得越发展他越能和别人拉开距离。分析完word文件结构，刘旭又开始分析excel的文件结构，杀excel中的宏病毒。对于宏，刘旭一点都不陌生，他在1986年就和宏打过交道，当时他为福建省办公厅搞过排版系统，在这个排版系统里刘旭就使用了宏的概念，用宏来为各种公文自动生成固定的格式。“我一直感到很纳闷的一点就是排版软件要么是通用的，要么是专用的，就是没有介乎这两者之间，既能通用又能专用的，实际上宏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刘旭没有想到10年前他千方百计设计宏，而10年后，他要千方百计清除宏。
40岁之前不搞商品化软件
1989年年底，瑞星公司总经理王莘找到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计算机科学研究室工作的刘旭，邀请刘旭出山，刘旭摔给王莘一句话：“40岁以前，只做实验系统，不想搞商品化的软件。”刘旭说出这句话和他的“出身”很有关系。自从1978年九十月份，在炎热的福州，穿棉大衣走进零下5度的机房，在计算机前坐下来，手拨13条语句启动计算机，把自己写在纸带上的程序输入计算机的那一刻起，刘旭脑子里就根深蒂固地认为搞计算机是科研和学问，同商品没啥关系。
刘旭在福州大学的毕业论文也是纯理论的“语法分析程序自动生成程序”，它是当时科学院和福州大学合作的xyz语言中的一个子项目。但刘旭并没有把它做出来，因为这个子项目的理论基础让刘旭举一个反例就推翻了，刘旭为此得到指导老师的赞赏，被留校任教。
刘旭在大学里主讲纯理论的编译原理。1986年，听说本科生在大学不能提讲师，刘旭急了，他觉得不能提讲师就没法向自己交代，于是立刻报考了科学院数学所计算机科学研究室的研究生。研究生期间，刘旭搞的仍然是理论和试验系统。参与了实验性质的分布式数据库项目，是微机数据库管理系统cdb2．0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实验性系统的目的是跟国际潮流，证明自己能做也就完了。”刘旭还做一个大受导师欣赏并以他的姓命名的“用户界面管理系统liums”。所以，硕士毕业刘旭又被留所工作。
1990年，受深圳华星防病毒卡在广告里面宣传一年销两万套的刺激，王莘又拿着新加坡的一个杀毒软件tnt再次找到了刘旭，希望刘旭能把tnt固化为一张反病毒卡，因为当时软件不值钱。当时在中关村做贸易做得很苦的王莘给刘旭算了一笔账，“一套防病毒卡能卖200元，两万套就是400万，比做贸易好赚多了。”刘旭看了一眼tnt说：“要做肯定要比它做得好，只是我现在没时间。”
刘旭在此之前接触过病毒，在这方面也做过一些研究。在王莘的盛情邀请之下，刘旭就花了2周时间为瑞星防病毒卡做了很详细的整体设计，找了一个博士生编程，很快做出了产品。
当时为什么要走防病毒的路子，而不是杀病毒，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产品必须以卡的形式出现，软盘方式根本就没有人买。既然是卡就有一个升级的问题，杀病毒是针对具体病毒的，必须频繁升级，所以，刘旭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希望自己设计出的防病毒卡能够防未知病毒。
要想防未知的病毒，就必须从已知病毒中概括出所有病毒的共同特性。刘旭的方法是从病毒驻留内存和正常程序驻留不同入的手。“病毒驻留内存的时候，事前并不知道所附加的程序驻留不驻留内存；它也不知道，它所附着的程序是采取什么方式驻留内存，所以病毒只能是以二次驻留的方式进入内存。如果它采取一次性驻留，就很容易死机，这样病毒的隐蔽性就失去了。”基于病毒的这种共性，刘旭分析出了病毒的十种不同于正常程序的驻留内存方式，以此为特征来判断是否有病毒侵入了计算机内存。“因为病毒总是先运行的，所以，瑞星防病毒卡能够做到病毒前报、清除内存病毒和安全带毒运行。”
刘旭没有采用当时世面上流行的防病毒卡所采取的以激活病毒感染机制来判别病毒的方法，是考虑到“病毒有时候感染，有时候不感染。”
瑞星防病毒卡做了出来，卖得也不错，但刘旭并没有从科学院出来和王莘一起办公司。原因是“科班出身”的刘旭还是觉得，做产品业余搞搞还可以，做科研才是正事。
直到1993年9月份，刘旭才正式从科学院走出来，一个原因是“孩子刚出生，也要考虑经济问题”；另一个原因是“感觉到自己长时间做实验系统，只有自己在欣赏自己，写写文章也没有太大的意思”。
1993年4月份的时候，瑞星防病毒卡达到了销售的顶点，一个月销了一万套。但后来因为包括公司多元化在内的种种原因，造成了防病毒产品在1994年开始滞后。“1．5版本实际上不兼容dos6．0，1994年7月开始，国内dos6．0上得非常快，不兼容性就特别强烈，6月份销量往下跌。一直到11月份，我们才推出Ⅱ型卡。”伤心往事难再提。
程序不是人干的活
刘旭对程序人生的概括是“这不是人干的活”，“非常苦，苦不堪言。1997年，将近30天，我每天只睡2个小时，到7月份，我的脸都是绿的。在科学院，我曾经连续50天，每天搞到早上6点多，睡到上午10点起来，然后再干到第二天6点多，编了6万多行c语言，而且全部调通，苦不堪言。”
“做程序没有自我牺牲精神，程序肯定写不好。做程序就是拼命精益求精，永不满足，一定要把它做成我目前所能做到最好的。”
而且“写杀病毒软件，更要带着十分的责任感，因为杀病毒软件在理论上是有副作用的，杀不好会把文件杀坏，杀病毒其实是病毒的逆过程，杀病毒软件如果有问题，本身就是病毒。所以，我写程序的时候，总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压力很大。”
但“做完之后，大家都承认你做的东西确实有特色，广大用户在用，那种感觉不是用钱能回报的。所以，下辈子从头再来，我可能还是写程序，程序给我带来很多乐趣。”
写程序还可以满足刘旭不服输性格的需求。“我这人很自负，很难有一个人让我很服气，除了我不在意的方面，否则我一定都要超过别人。”至少写反病毒程序，刘旭永远都要求自己超过别人。 “我可以吃再多的苦，可以苦不堪言，可以连日加夜地写个不停，但我不能忍受别人的反病毒程序比我强，我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发生
。”
“中国人很擅长编软件，在美国，华人是各种计算机公司的主力军。我不明白大家为什么对国外软件那么害怕，包括我看足球，我就觉得中国人缺乏一种自信。我挺欣赏求伯君，包括他卖掉别墅。中国的软件就应该破釜沉舟，看准一个东西，就勇往直前做下去。”
